辜胜阻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等主流媒体专访解读三中全会精神

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分别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焦点对话”节目、中国经济时报和《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做了全面、专业的解读。

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视频：http://v.haiwainet.cn/GB/346110/455898/456043/index.html

详细内容摘编如下：

未来十年最重要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辜胜阻指出，这一次三中全会在理论上最大的创新，就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重新定位市场的作用，重新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他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不能错位。应当准确定位，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把做不好又不该做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社会。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辜胜阻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不同的时期不一样。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第二个十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黄金十年；第三个十年我国加入了WTO，国门打开了，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未来的十年，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他把政府自身的改革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是放权，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放权。第二个是削权，政府要削减自身的权力，把一部分权力还给社会和市场。第三个是分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有所区分，不同权力之间要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第四个限权，这次公报讲到的，要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中运行。第五个是督权，就是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六个防止侵权，防止政府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来侵害老百姓的权利。

把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并列是重大突破

辜胜阻指出，本次三中全会公报在谈经济所有制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列。公报中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好像民营企业不是执政基础一样，但这次讲了两个‘都是’，就把两种市场主体并列，相提并论，都放在重要的位置。“

公报还提出“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以前没有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有制经济中有非公有制经济的成份，非公有制经济中有公有制的成份。

辜胜阻认为，要通过改革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用工难、税负重、成本高等方面问题。首先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让金融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构建多层次的银行体系，鼓励民间资本办民营的中小银行，这样既可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又为大量的民间资本找到了投资渠道。

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很关键，要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改革税制，稳定税负。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政府大规模减税，特别是为600万小微企业减税，可谓是雪中送炭。另外一个方面也很重要，通过税制改革，为企业减轻负担，来帮助企业赢得更多利润空间。

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辜胜阻表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现在有2.6亿农民工离土离乡，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先要让农民工穿上市民的五件“衣服”，就是就业、医疗、子女的教育、住房、养老——这些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要让进城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

同时，希望农民工脱掉农民的三件“衣服”，就是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但是农民不干了，农民说我在城市里的就业不稳定，我把农村的宅基地土地退掉以后，将来再失业怎么办？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要保护农民。怎么做？就是要稳定他的土地的承包权。”辜胜阻说。

他进一步阐释道，土地产权包括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要让进城农民继续保留承包权，但是可以把经营权流转，把土地交给种田大户来种，从中分享利益。此外，让农民可以利用他的宅基地和土地进行抵押贷款，支持他创业和置业。

辜胜阻称，有研究显示土地的流转将给8亿农民人均增加6万到10万的资产总量，并能够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消费的增长、农业的发展及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三中全会一项很重要的改革，通过这个改革释放发展的红利，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

中国经济时报专访内容如下：

全面深化改革要发挥经改牵引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12日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针对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总体部署以及相关经济改革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近日特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进行解读。

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全会提出，未来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这体现出未来党的执政理念有什么新变化？

辜胜阻：过去我国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增强使进一步深化改革变得刻不容缓，改革要与时间赛跑。中国的转型期和改革期不能无限地延长，不能陷入改革疲劳症。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此，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会还指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会的一个新提法。从过去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现在的“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法制化、民主化、规范化，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理念，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还是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概念，涉及如何进行更好的权力配置。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如何解读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成立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

辜胜阻：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首次提出了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的改革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重申通过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成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以强力推动改革。为此，全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我认为，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 “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

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有“三个突破”。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 “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和理论创新是什么？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的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座历史航标。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奠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调。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全会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推进，突出强调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全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向今天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应该如何切实保障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辜胜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顺畅、边界不清晰，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而市场权力受到限制是制约市场作用发挥的根本因素。要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还权于社会和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不正当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都交给市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让企业和个人成为微观决策的主体。

要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让改革释放发展 “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做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

中国经济时报：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已迫在眉睫，根据改革部署，你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方面是否会有重大突破？

辜胜阻：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我国金融体系最大问题是服务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草根经济的中小银行缺乏，特别是草根金融、社区金融是最大的“短板”。金融改革的重心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军此类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中小银行。

我曾经到美国去考察美国社区银行。在美国，社区银行已经成为其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小微企业发展作用巨大。据统计，美国共有社区银行7000多家，占美国银行总数的90％以上，虽然其资产总额只占银行业的21％，但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却占56％。社区银行具有资产规模小、社区内生性、按股份制或合作制原则组建等特点，能深度掌握当地经济信息，在具备专业金融知识背景和丰富银行操作经验的同时，有着和大型银行不一样的思维和市场，坐拥天然的人缘地缘优势，便于了解和熟悉当地经济文化环境，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信任的合作关系。尽管美国社区银行也有倒闭，但90％以上主要是通过收购来解决，保证了存款人的利益。金融危机中虽然一部分社区银行受到重创，但绝大多数社区银行的表现优于大银行，社区银行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

在国内，浙江台州泰隆银行也是民间资本设立的中小银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泰隆银行已拥有10万户贷款客户，户均贷款50万元。泰隆银行利用建立在中国人情社会背景下的信用文化，优化信用保障体制，严格控制贷款风险，去年年底贷款不良率仅为0．52％。泰隆银行坚持服务小微企业，抵制诱惑低速扩张，一个个区域稳扎稳打，成为浙江省内首屈一指的民营中小银行。

民间资本与市场有天然的联系，资本逐利的本性让民间资本的流向更具理性。多元化竞争还会带来金融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我认为，借鉴这些国内外经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要重点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中小银行的建设，有效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政府需要在法律地位、市场准入等方面营造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加强对中小银行以及民间金融的市场监管，建立和完善中小银行存款保险、退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的配套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我国下一轮金融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否有推进的先后顺序？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并强调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利率是资金借贷的价格，因此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完全让市场来决定资金借贷的价格。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有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通过竞争机制促进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

金融改革是先 “主体多元化”，还是先“利率市场化”，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改革应该先 “主体多元化”，后“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领域，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市场主体主要还是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民间资本主发起银行的比重非常低。在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先行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增强大型银行的定价能力，这对于面临融资贵的中小微企业是不利的。因此，要先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体系、多层次的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商业银行融资体系，先从供给端发力，来推进金融市场的主体多元化。构建多层次的商业银行融资体系非常重要的是要放开民营社区银行的市场准入，形成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在此基础上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利率市场化才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严重的“融资贵”问题。

推动民间资本发展民间金融可以使金融改革风险最小化。

首先，通过加快民间金融立法，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建立一个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秩序框架，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走向“地上”理性发展，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民间金融风险。

其次，与大银行相比，民间资本设立的草根金融规模相对较小，风险更容易控制和解决，并且出现问题后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冲击相对较小，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可降低金融市场风险。

最后，在风险控制方面，民间金融也有自身的优势。如社区银行扎根于社区，能深度掌握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各种信息，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互联网金融通过利用自身的大数据资源优势和云计算技术，能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其贷款违约风险甚至低于大银行的贷款违约风险。

《经济观察报》专访内容如下：

最大突破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就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总体部署以及相关经济改革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专访。

经济观察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和理论创新是什么？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向今天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观察报：那应该如何切实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辜胜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顺畅、边界不清晰，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而市场权力受到限制是制约市场作用发挥的根本因素。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还权于社会和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不正当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都交给市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让企业和个人成为微观决策的主体。

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改革。要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

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做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经济观察报：此次大会在所有制问题上有何新意？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辜胜阻：在所有制问题上，全会将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并列、相提并论，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既要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是要要构筑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当前民企和国企在使用生产要素时的不公平现象明显。十八大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下一步国企改革有四个重点：一是要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在有进有退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要对垄断行业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三是要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四是要解决内部利润控制，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

经济观察报：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如何解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

辜胜阻：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成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以强力推动改革。

为此，全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认为，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

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有“三个突破”。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经济观察报：此次大会对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哪些突破？说到城镇化，土地问题是绕不开的。如何看待此次会议对土地制度改革做出的部署？

辜胜阻：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这说明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逐步走上“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路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全会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此，全会提出，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着眼于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意味着农民可以在住房保障、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多个社会保障领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保护，从而将其现有的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

全会还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在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要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土地产权设计，要在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三个权利分离情况下来保障各个主体之间的权益。对于农民承包土地来说，关键是要在保留承包权的基础上流转经营权、用好抵押权。对于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可考虑分区域进行，在城市化和城市化扩展地区，可先实行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的制度改革。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有研究显示，土地流转将给中国8亿农民人均增加6万至10万元的资产总量，并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消费增长、农业发展及加速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农村宅基地改革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改革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民失去最后的生活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应坚持农民受益最大化的原则，完善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转机制。土地流转要在农业用途范围内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展开，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应逐步推进农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本镇、本县范围，甚至更大范围交易，在更加完善的市场中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应当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更多的法律法规服务、合同服务、仲裁服务、土地价值评估服务，完善土地交易平台。

同时，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防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而随意侵占和损害农民权益。要探索建立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进城落户人口规模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利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