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前瞻两会经济热点

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近日接受采访，前瞻“两会”经济热点。作为资深的“两会”人物，在谈到今年“两会”经济热点时，辜胜阻表示，去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今年将是改革从设计规划推进到落实执行的开局之年。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会高度关注如何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的条件下建立楼市长效调节机制、如何治理大都市区的大气污染,缓解“十面霾伏”等问题。

一、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举世瞩目的改革发展议题

辜胜阻认为，几亿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城镇化将是举世瞩目的重大议题。让城市常住人口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是市民化的关键。要让几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市民化，可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不改变户籍、持有居住证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常住人口市民化形式。这种市民化人口在流入地享有类似子女教育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留农村户籍。这种市民化形式最受欢迎且改革共识最高。有调查表明：约75%的农民工不愿意改变户籍，因为80%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是不稳定的，而农村户籍上又附着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各种涉农补贴，“含金量”非常高。农民的心态决定了这一形式是未来市民化的最主要形式。城镇化不能只看户籍，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也不能叫市民化。二是农业人口改变户籍、落户城镇的市民化形式。这类人要放弃农村户籍和附着在土地上的福利，但可平等享有市民的所有权利。对这种类型的市民化要静观其效，因为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使农民工在大城市落不了户，小城市又不愿意去落户。这种市民化方式风险最大，要稳而不能过急过快。三是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市民化形式。这类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了，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镇化方式。这种方式在东部地区十分流行而最具有生命力，正逐渐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四是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变市民的市民化形式。城中村改造既可以惠及城中村农业人口，又可扩大城市住房供给，既关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又关系到数量的增长，这种形式潜力很大，可大力推进。

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它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人”是城镇化的主体与核心。当前我国城镇化亟需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独享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谋划，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城镇化要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模式。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新模式，必须激活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民间投资比较理性，在客观上会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能够大大缓解政府因投入能力有限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城市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城镇综合体和新型社区建设，中小银行和草根金融等方面大有可为。新型城镇化也需要政府合理引导，但要防政府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

二、人口老龄化及如何养老：经济社会的重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世界性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辜胜阻表示,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我国老龄人口的基数大、比值高、增长速度快。在群体结构方面，需要特别照顾的“失能、高龄、三无、空巢”四类人群的绝对量和比重都很高；但是在养老模式方面，家庭规模和结构变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劳动力供给和养老资源同时减少，一方面会形成用工荒，另一方面会造成养老荒。在城乡分布方面，农村地区养老问题将更加突出。最后，“未富先老”与“未富先骄”同时并存。

辜胜阻建议,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又有利于填补我国服务业发展“短板”、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此，一要构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模式，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模式需求。加强养老模式创新，针对不同老年人的不同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精神状况、智力状况以及兴趣爱好情况，提供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以及旅游养老、互助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在内的多样化养老服务模式。二要构建并完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内容体系，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养老品质。构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紧急救援等在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内容体系。三要增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家庭、政府、社会、市场等不同主体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的优势，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担负起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重任。四要培植养老服务业多元化投资主体，增强养老服务业市场投资力量，加快养老服务业市场化发展进程。养老服务业的市场投资主体不仅要靠政府投资，还要大力发展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并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投资。五要构建多支柱的养老服务业支撑体系，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消费能力。要有养儿防老、基础养老金养老，还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养老、个人养老金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多种养老“支柱”，增强老年人养老支付能力。

三、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决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一国经济立身之本，是民富国强的根基；金融则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其滞后发展或过度发展都会带来实体经济不利影响。辜胜阻认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多方面的结构失衡，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而且还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利率过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十分严重。我国贷款利率约为成熟国际市场的2-3倍。大量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小微企业只能转向民间融资，而其利息高达银行贷款的3-4倍以上，这样高额的融资成本和繁重的还款压力对小微企业的发展相当不利。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融资结构失衡。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比上年增加1.53万亿元，其中表外融资增速明显加快，而直接融资规模有所收缩。社会融资较多地进入房地产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相对较少进入新兴产业、集约型经济和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力度不足。三是社会负债率居高不下，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企业负债过高既使大量流动性进入偿债环节而非生产领域，又意味着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将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四是货币资产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3.6%，对比7.7%的GDP增速，货币资产与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既容易引致通货膨胀，又可能引发流动性陷阱。并且由于金融资源严重错配，“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资金空转”蕴含巨大金融风险。五是在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下，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境内外利差不断拉大，热钱大量涌入，人民币“外升内贬”。

辜胜阻强调，为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方面，需要重构多层次金融体系，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使大中型金融机构和草根金融机构、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传统金融和新型金融业态共生互补。另一方面，要努力使金融去杠杆化，化解高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为此：一要构建多层次“正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显著提高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稳步推进“新三板”市场的扩容，大力发展“四板”和“五板”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让大型企业融资更多转向公司债券。二要建立多层次“门当户对”的间接融资体系，形成多元竞争的银行市场主体，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视从供给端发力。大力发展与小微企业相匹配的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要通过金融创新增强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三要完善多层次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股权投资，让更多“闲钱”和“游资”进入实体经济。要培育区域创新文化、壮大天使投资家队伍，完善天使投资信息平台，规范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引导风险投资由重晚轻早、急功近利向更多关注早期创新型企业转变。四要构建多层次金融担保体系，建设包括政策性信用担保、商业性信用担保和互助型担保“三位一体”的担保体系；建立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信息沟通机制；使担保体系回归公益性，发挥国有担保机构公益性和引导性作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五要完善多层次财政扶持和政策金融体系，应对市场“无形之手”失灵问题。需靠多样化的税收工具等“有形之手”对金融机构相关服务予以激励。

四、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交集重点

辜胜阻指出，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将是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过快，风险不断加大。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政府性债务总额约为3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近18万亿元，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容易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足以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高度重视。

辜胜阻建议从六个方面入手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一要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责任制，明确“谁负债，谁偿债”的偿债主体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模式，避免地方政府性债务无序蔓延。二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要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伙伴模式（PPP），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四要借鉴发达国家利用市政债券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资的经验，有序推进地方市政债券的发行，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将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行为关进法律的笼子。五要加快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政府融资机制、债务偿还资金来源等通盘考虑，寻求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平衡点。六要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风险预警机制，让政府性债务在阳光下运行，改变地方政府性债务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责权不明的现状。

五、楼市长效调控机制：对政府智慧的严峻考验

如何解决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居住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在当今社会，住房不仅是人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还是个人财富持有水平以及生活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房价的大幅上涨，安居难现已成为困扰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既存在老问题，也在发生一些新变化。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楼市需求、库存、价格、销售出现明显的分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表现低迷。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的大量存在使城市居住面临严重的“二元结构”，而城市保障性住房在推进过程中投资缺口巨大。租房市场供不应求，房租“跳涨”，租房者面临极大的生活压力。

辜胜阻认为，当前，面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佳，而市场又急剧分化的局面，必须要有新思路和新办法，政府应更加重视长效调节机制和差别调节机制的建立。具体而言：一要从应急式短期调控转向用长效机制实现有效管理；二要从单边需求调控转向供给与需求平衡、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调节方式；三要从偏重行政调控转向综合市场调节，发挥市场在商品房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四要从单一的“增量”调控转向“增量”与“存量”调节并重；五要从针对一线城市病因形成的大一统调控“药方”转向对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差别调节；六要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建设，规范租房市场发展，构建起住房买卖市场与住房租赁市场互为补充的住房市场结构。

就扩大市场供给，构建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辜胜阻提出以条建议。构建“高端靠市场、中端靠调节、低端靠保障”的多层次供给体系，鼓励企业投资开发“共有产权房”、“限价房”，满足一二线城市“夹心层”的住房需求。要通过各种措施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开发，切实解决保障房建设中资金短缺、政府投资效率低下问题。进一步加大对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民间资本在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活力，改变城市内部居住方式的二元结构问题。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建设，规范租房市场发展，构建起住房买卖市场与住房租赁市场互为补充的住房市场结构，引导住房梯度消费，确保中低收入阶层以租房的手段也能满足自身住房需求。

六、治大气污染保呼吸安全：民生的最大期待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统计显示，2013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为89.5微克/立方米，超过年均35微克/立方米的国标1.56倍。辜胜阻认为，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从整体出发研究和处理该区域空气污染问题，才能实现区域空气污染状况的有效改善。空气污染具有污染源的多样性和介质的流动性等典型特征，使其在污染源方面呈现复合型特点和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跨区域的状况。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不仅在于各地空气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区域传送和相互影响特点日益显著，有数据显示，北京PM2.5主要污染物来源区域输送占25%左右。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区域输送可能达到40%左右。在雾霾面前，各地都无法独善其身。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问题抓好了，不仅能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辜胜阻建言，破十面“霾伏”保呼吸安全需要构建大气污染治理联防联控长效机制。一要科学研究雾霾形成机制，找出问题症结对症下药，针对当前突出的燃煤、机动车等重点主要污染源采取重点治理措施，不断提升车用成品油质量，加大对京津冀地区清洁能源的供应力度，实施空气污染治理重点工程。二要要尽快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联动机制，不断完善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协商制度，增强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督促约束力度，建立健全区域统一的空气污染防治法规体系与行政管理制度，完善区域空气污染监控网络与紧急响应预案，突破行政壁垒，形成联防联控合力。三要要统筹环首都城市群建设和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有效疏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及功能，加大京津地区环境友好型产业向河北的转移，使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退”有“进”，实现区域内产业与人口的合理分布与均衡发展。四要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施财税、信贷和政府优先采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减少排放，建立反映环境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手段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五要依据生态补偿机制原理，多渠道扩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发挥中央政府资金投入的示范和先导作用，引导地方政府资金及社会资本进入节能减排领域，建立多元空气污染防治成本分担机制，支持落后污染产能的淘汰，扶持分流下岗职工再安置和再就业。六要构建大气污染治理的示范引导机制，把节能减排工程措施落到实处，积极培育市场主体，重点促进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完善合同能源管理等支持机制，促进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强力减少污染排放。